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招生计划挂钩引发热议
就业率挂钩专业生死 基础学科受创最重
大学专业设置以就业率为准？
本报记者 郭丽萍
2012年，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680万，比2011年增加20万人。
伴随近些年高校学生规模激增而来的，是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。今年11月，教育部下发《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。其中提到，要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、退出机制，对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%的专业，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。
这将高校专业的“生死”与就业率挂钩的做法，是否催生就业率注水，导致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所，引起各界热议。
基础学科处境最艰难
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教育部发布这样的要求，实际上是希望高校重视就业率，希望高校进行合理的专业设置，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。
据了解，高校就业率的统计和发布，目前采取的是学校自行统计、上报当地教育行政部门的方式。“在这种就业率统计机制之下，提出这种要求，很难避免就业率造假。即使你要求撤销就业率连续两年达不到90%的专业，这些专业也会报出90%。一旦造假，就失去了这样一个评价基础了。”熊丙奇说。
熊丙奇同时还指出，教育部将就业率与大学专业的“生死”挂钩的做法，其实早在7年前就推出了。
2004年12月，教育部在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上就明确表示，坚决调整过多、过滥甚至不具备办学条件的学科专业，对连续2年就业率不足50%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生规模，就业率连续3年不足30%的专业要减少招生甚至停止招生。
甚至在更早前的2003年，广东省为了应对大学生就业难，就已首次建立就业率“三个适度挂钩”的运行管理机制。其中一条便是：将就业工作与专业设置适度挂钩，对于那些社会需求量不大、毕业生就业率过低的专业，要根据情况减少招生数量，直至停止招生—这在当年已引起一轮热议。
沿海省份某师范学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一名2009届毕业生告诉记者，2009年毕业时，他们必须上交盖了章的就业协议书，才能领到毕业证书，未找到工作的同学只能托关系临时盖个章或盖假章。
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是个案，以致教育部在今年的《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》中，直接提出了“四个不准”以防止就业率造假：高校不准以各种方式强迫毕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，不准将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发放与就业签约挂钩，不准劝导毕业生签订虚假协议，不准将顶岗实习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。
尽管如此，熊丙奇对此依然不乐观：“这个‘四不准’也很难落地。因为不是第三方的统计，也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。老子让儿子统计，儿子怎么会严格地让数据真实呢？”
另一方面，一旦由就业率来定夺专业的“生死”，人们担心，真正受到冲击的将会是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物理、数学、化学这些基础学科。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向媒体公开的数据显示，截至9月1日，2011年广东全省37.33万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达到94.76%。但从专业分类看，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，基础学科的就业率都垫了底。研究生的管理学类和经济学类的就业率均超过95%，最低的历史学类仅为75.99%。对于本科生而言，工学类、经济学类的就业率超过95%，哲学类则排在末尾，仅为88.72%。
行政审批制下的高校专业设置
相对于外界围绕教育部将就业率与专业设置挂钩的通知的热议，高校内部却显得较为平静。在全国范围内，高校撤销个别专业几乎年年发生，只是原因各有不同，就业率并非唯一因素。
“高校培养学生肯定是要跟市场有一定的挂钩，如果就业率低的话，那么这一块的资源付出跟所得就不成比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”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招生办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。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教育部审批，在2010年撤销了生物技术、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、生物医学工程、建筑学、城市规划、公共事业管理6个专业。不过该负责人表示，“撤销专业肯定不是单一考虑就业率这一方面。而是学校综合教学、学生报名、生源等各个方面的考虑，根据各个院系里的一些情况，作了一些调整”。
2010年，中央民族大学亦撤销了古典文献、数学与应用数学、物理学3个专业。据相关负责人表示，这3个专业在正式撤销之前，早已停招多年。
中央民族大学教务处教研科科长闫建敏说：“因为学校整体的专业结构调整，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，有一些专业可能转型了。像古典文献，是我们觉得条件还不是特别具备吧。在2007年我们接受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之前就没招生了。教育部有规定，专业停招达到一定年限的，可以申请撤销。当时我们上报过了，可能是没有正式备案，去年只不过是正式备案了，得到批准就撤销了。”
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，2010年，经审批同意撤销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数量为25个，而2006-2009年，每年撤销的专业数量都在这个数字以下。
相对于被撤销专业两位数的数量而言，全国范围内近年每年新设的近2000个专业显得气势恢弘，而这些专业均经过行政审批。
1991年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规定，高校在招生、专业设置、课程设置等方面拥有自主权。“但其实现在高校在专业设置上，基本上还是审批制。就是说，要增设专业，需要上报教育部备案和审批。不管专业增多还是减少，这都不应该是一个常态。”熊丙奇说。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2010年增设了印地语专业。该校教务处教研科科长袁琦介绍，根据教育部的要求，首先学校自己进行论证有没有必要发展这个专业，学校学术委员会讨论认为具备申报条件、确定需要申报之后，还会请相关专家对社会是否有需求、学校是否具备创办专业的条件进行论证，并进行可行性报告分析。如果专家对学校、对某个专业的办学条件认同的话，就会签署一个意见，学校再统一讨论之后上报教育厅，再由教育厅上报教育部审批。
近几年，在高校新设的专业中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，法学、新闻传播学等专业，成为各个高校争相开设的新专业。与此同时，极度“热门”的法学类专业的就业率也令各界头疼。据广东省2011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数据，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，法学类专业的就业率均位列末端。
熊丙奇分析说：“法学专业的就业率这几年一直都很低的，在全国范围内，法学专业的就业率都是排倒数几名的。这是因为专业设置点太多，招生规模太大，就业需求跟不上专业的同步发展，导致就业率下降。本来的意图是，通过审批制来统筹，但怎么靠一个行政进行统筹呢？很多情况下，各地有各地的切身利益，各个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会照顾当地的利益，最后的结果是，大家都通过它来审批，最后起不到所谓审批的效果。”
高校亟需自主办学权
熊丙奇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：“按理说，一个学校的专业设置必须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，包括师资条件、实验室条件、还有自己的办学定位，由此保持自己专业的特色和专业的质量。”
“但是现在很多学校没有自主权，可能考虑更多的是，追求社会的热门，追求的是行政审批的通过。学生招进来之后，就给他一张文凭，具体学校的师资怎么样、实验室设备怎么样、教学的模式怎么样，能不能保持这个特色不管。很多学生进来之后，对专业并不满意。”
“这是行政审批导致的结果。”熊丙奇说，“高校没有自主权，他不是对学校负责，如果是对学校负责、对社会负责，会这样吗？就像生产一个产品，以前会一窝蜂，现在如果再一窝蜂，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，他不是自己倒霉吗？所以为什么办学自主权要交给学校，就是用市场竞争机制来让学校真正重视学生的权利。现在政府已经知道了，在推行高等教育改革，改革的目的就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。”
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和其他多个公开场合说道：“教育方针、教育体制、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，属于国家行为，应该由国家负责。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，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、校长负责。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。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。”
对温家宝的发言，清华大学的教育学者孙复初教授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进行了回应：“一些世界知名大学之所以水平较高，而且每所大学都有值得骄傲的特色，一个重要原因，是因为它们拥有办学自主权，校长和学校董事会能自主管理学校事务，教师可以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、从事科研。如果希望中国的大学能迎头赶上，为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作贡献，就应该尽快借鉴国企的改革模式，将高等教育的自主权还给每一所大学。这是形势所迫，也是大势所趋。”
熊丙奇与孙复初的观点不谋而合，他建议参照国外的“管、评、办分离”的机制。
在发达国家，教育行政部门的作用只限于两个：保证教育的投入和依法监管学校。学校具体的学科设置、专业设置、人才培养模式、科学研究跟政府毫无关系。
学校具体的办学质量由社会评价。社会评价包括：一是社会机构认证，二是学生选择。“国内是由政府统一学历的，由政府来统一管理，这个导致的结果是行政评估、行政评审泛滥，导致学校没有自主权，也没有办学特色，千校一面。国外都有专业的学历认证机构，学校教学质量怎么样，由一个专门的认证机构来认证，办学水平如何，都是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价。国外的就业率统计也有，但很少，也是由第三方机构进行统计的。更多的是关注校友捐赠率、学校在教育过程中构成性的图表。”
熊丙奇建议：“在发达国家的大学，由于有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，学生‘以脚投票’让大学不得不重视提高教育质量、改善教育服务，我国目前虽没有这样的制度，但可借鉴这些大学在教育教学中所关注的指标，而从长远看，要增强我国高校的办学活力和竞争力，必须逐渐探索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。这是比所有的行政管理都管用的方法。”
